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位刺客,史记中记载的五位刺客有谁

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中塑造了从曹沫到荆轲五个刺客的形象,都是作为正面人物来肯定的。司马迁说出了他们的共性,就是行动目的明确,完全遵循自己的良知行事。然而,既然题主要求评价这五个刺客,那么,小牛就按照由低到高的次序对他们做出分类评价。

一、被豢养的刺客专诸

五个刺客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匕首作为刺杀工具,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因此也要求他们藏好这30厘米长的武器,沉着冷静地靠近对方,出其不意地刺向对方。刺客也必须抱定必死决心,视死如归。只不过,专诸和聂政的行刺行动似乎与正义无关,纯然是拿了人家的好处替人消灾的举动,因而,也不必做过高的道德评价。

伍子胥和公子光是两个不择手段的野心家,前者想借助吴国之力,报复自己的故国楚国;后者想利用伍子胥达到篡位的目的。两人都把专诸当作最有效的工具,关键时刻作为撒手锏使出去。公子光以吴王僚继位不合程序为理由,要刺杀这位堂兄弟。阴谋在专诸面前变成了阳谋,专诸不问是非,顺水推舟。他不仅欣然接受刺杀任务,而且信心百倍,鼓励公子光,现在是刺僚的最佳时机。最后,专诸用鱼肠剑做武器,完成了使命,自己也死于乱剑之下。

二、士为知己者死初级版的刺客聂政

聂政的故事比起专诸来,多出了为母尽孝的情节,多了一份看似知己间的心灵互动,多了一个充满亲情的尾声。严仲子与韩国国相侠累有仇,于是想寻找刺客来消灭侠累。他找到逃亡江湖的聂政,殷勤有加,精诚所至,聂政之心纵然是金石,也要为之所开。果然,聂政在服完母丧后,发了一通默默叨叨的感慨,无非我是一个市井百姓,人家严仲子以诸侯卿相礼贤下士,所以我要报答人家。于是,他甘心情愿地做了刺客,刺杀了侠累。聂政曝尸于市,聂荣千里寻弟,悲愤万分而倒毙于聂政身边。姐弟的亲情故事,还被郭沫若改编为历史剧《棠棣之华》上演。

三、士为知己者死高级版的刺客豫让

智伯与韩魏赵三家瓜分了晋国,势力做大,为后三家所忌恨,于是被杀。这本是窃国大盗间分赃不均的结果,智伯也不值得人同情。但是,豫让不同,他要报答对方的知遇之恩。仅凭这一点,他的刺客行为的价值评断就要高于前两人。虽然豫让还侍奉过范氏、中行氏,但是对他真正尊崇、让他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士价值的人,却只有智伯。智伯惨死,他的头颅被赵襄子做成了酒具,这让豫让无法忍受,悲愤欲绝。

豫让隐名埋姓,设法接近襄子,以成就复仇之事,不料两度被襄子识破。第一次,赵襄子赦免了豫让,因为钦佩豫让为主报仇的义举;第二次,赵襄子成全了豫让,把所穿的衣服递与了豫让。豫让拔剑三次跃起,次次刺透了襄子的衣服,象征着完成了行刺任务。然后,豫让伏剑自刎。豫让所为,也是士为知己者死,但是里面多了一份真挚的个人情意,这是专诸、聂政所没有的。

四、为国家利益而战的刺客曹沫

五位刺客中,唯有曹沫没有牺牲。从严格的意义上看,曹沫的举动与其说是刺杀,还不如说是劫持人质。曹沫作为鲁国将军,率兵于齐国作战,三战三北,心里也真够窝囊的。就在这时,鲁庄公畏惧齐桓公的霸道,割让遂邑来求和。鲁庄公没有责罚曹沫,仍然让他担任大将,曹沫心中更增添了歉疚之感。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,曹沫上演了折冲樽俎的大戏。齐鲁两国在柯邑会盟,恃强凌弱、不可一世的齐桓公以战胜者的姿态,与鲁庄公盟誓完毕。没想到,曹沫手持匕首,冲上前去,劫持了齐桓公。如他所愿,齐国退还了侵略的土地,曹沫维护了鲁国的尊严。不过,一员武将做刺客,搞恐怖行动,不可取;已经答应割地予人,又毁盟,也不可取。因此,在价值评价上,曹沫还是低于荆轲的。

五、为天下主持正义的刺客荆轲

荆轲事迹万古流传,荆轲也成了天下英雄,这是荆轲生前所想不到的。荆轲生逢其时,所处的环境与所交往的人物,促使他由一个路见不平、拔剑杀敌的刺客一跃升格为扶弱锄强、拯救天下的义士。他看到故国卫国危如累卵,忧心忡忡,却又无可奈何;他看到赵国危在旦夕,义愤填膺,可苦于没有机会报复秦国;他看到燕国将要被秦军攻破,也想有所作为。有幸的是,他遇见了太子丹,二人一拍即合,刺杀秦王嬴政,遏止秦国吞并天下的步伐。这悲壮的举措,注定要有悲剧的结局。然而,荆轲义无反顾,大义凛然,投身到刺秦的前线。在武装到牙齿的秦王面前,荆轲镇定自若,勇敢地举起匕首,刺向嬴政。百密一疏,荆轲剑术略微欠佳,倒在嬴政和他的群臣的剑下。就在此时,他箕踞而笑,声言唯有一件憾事,就是不能劫持住秦王,逼迫他退还侵占的六国土地,以回报太子丹,以回报天下人。此时此刻,荆轲的精神升华了,他以牺牲实现了人生价值的最大化。

西汉太史公司马迁所著《史记》中有《刺客列传》,记载了曹沫、专诸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五位刺客,舍身取义完成刺杀及相关任务的故事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争霸与兼并斗争。

五人中曹沫的事迹相对“平淡”,结局也最好。因是历史上第一位凭一已之力,挟持他国君主,为本国要回国土的勇士,所以司马迁将其排在《刺客列传》的第一位。从曹沫身上,我们能感受到勇武之气。

而专诸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四人的事迹,体现出了中国士大夫崇尚的“士为知已者死”的精神信仰。他们处于社会底层,一但有王公贵族赏识“礼贤下士”,他们无以为报,只能是以死尽忠。

例如,豫让为给主人智伯瑶报仇,不惜用漆涂身,吞炭使哑,谋刺赵襄子。事败后,赵襄子问豫让:“你智伯瑶不是你第一个主人,你为何偏偏执意要为他报仇?”豫让说:“之前的主人都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,而智伯瑶把我当作国士看待,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。”

曹沫之外的四人都是悲情人物,无论任务完成与否,都已舍身取义。当年,燕国太子丹送荆轲刺秦王时,在易水河边两人做别。荆轲悲壮的唱道: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回!”不觉让人感叹道:“仗义每多屠狗辈,负心多是读书人”。

曹沫之外的四人,都是忠心于自己的主人,难称英雄、更非侠者。侠者大者,当为国为民。他们更多的只是春秋战国纷争时期,政客们刺杀政敌和对手的死士。他们的这种舍身家而取“小义”的悲情故事令人不胜唏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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